延长处于死亡边缘的各类前列腺癌患者的存活期一直是个难题。激素难治性、去势抵抗性或雄激素非依赖性的前列腺癌，这些都是非常不利的因素，而与相应的乳腺癌研究相比，关于这些前列腺癌的试验研究数量以及能改变临床实践的研究结果已经滞后了20年。1996年，加拿大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报道，与单独应用泼尼松相比，泼尼松加米托蒽醌可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缓解症状，改善的中位时间为6个月，但对延长存活期几乎无益[1]。这些数据在随后的癌症和白血病B组（CALGB）试验中得到了总结[2]。2004年，对以多西他赛为基础的化疗方案和米托蒽醌进行比较的美国西南肿瘤协作组（SWOG）-S9916 试验，以及对两种多西他赛治疗方案和米托蒽醌进行比较的TAX 327 试验同时发表[3–4]。相比米托蒽醌，每3周给予1次多西他赛显示出了延长2～3个月存活期的益处，它也因此得以成为标准治疗。
这些试验所进行的事后分析非常广泛，但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治疗的最佳疗程是什么？有无针对多西他赛–米托蒽醌、雌莫司汀或新型制剂的最佳配伍药物？循环肿瘤细胞分析或其他早期的结局替代指标可否改变多西他赛的应用？多西他赛无效后应采取什么样的治疗？对于最后这个问题，从之前的姑息治疗的疗效看，米托蒽醌已成为标准治疗。有数项试图改变这一标准的尝试均未果，包括对微管蛋白调节剂埃博霉素、口服铂类类似物沙铂的评估[5–6]。尽管这些制剂与多西他赛有着不同的作用机制，在一些去势抵抗前列腺癌患者中也显示出了活性，但在其他一些未经选择的人群中并未显现出具有能延长存活期的足够疗效。随后，人们将试验聚焦在多西他赛加用靶向治疗或单独使用靶向治疗上。这些方法还未获得成功，其中，联合应用大剂量维生素D 和血管内皮生长因子配体抑制剂贝伐单抗均得到的是明显阴性的结果。
目前还在进行将多西他赛与不同的生物靶向调节剂联合使用的各种努力，以期能产生使患者受益的长期治疗方案。这些试验仅重点关注了我们无法选择到的去势抵抗前列腺癌患者，这些患者基于治疗前的生物标志物接受了特异性治疗。由于包含了传统药物标准治疗组（米托蒽醌），同时因为许多人会认为这样的一个试验也许只代表紫杉烷的应用仅是针对了多西他赛治疗失败的患者。因此，试验呈现出的超乎预期的结果意味着传统的化疗试验并未受到关注。研究者也许低估了cabazitaxel的潜在疗效，在多西他赛抵抗性肿瘤中，紫杉烷的设计是通过避免癌细胞中P糖蛋白介导的外流起效的[7]。
在近期Lancet上，Bono等[8]报道了TROPIC试验的结果, 试验比较了cabazitaxel和米托蒽醌对于经多西他赛治疗后发生疾病进展的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的疗效。主要结果——cabazitaxel长于米托蒽醌2.4个月的总体存活期——改变了我们的临床实践。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已批准了cabazitaxel，欧洲药品局和其他管理机构也正在考虑cabazitaxel 的使用。Cabazitaxel能否通过英国国家健康与临床优化研究所的审核尚属未知。尽管在门诊患者中应用cabazitaxel显示了很好的耐受性，但对于临床医师而言仍面临着一些问题。首先，在注射期间，cabazitaxel易诱发变态反应需要预防和警惕，必要时需紧急处理。其次，cabazitaxel带来了治疗相关性病死率的增加（4.9%），这也许是由于显著的中性粒细胞减少和腹泻导致的。结肠直肠癌患者中，在氟尿嘧啶基础上加用伊立替康后，因不良反应事件增加也导致了治疗相关性病死率的增加[9]。在TROPIC试验中，研究者对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治疗变动较大，这也可能导致了死亡病例的额外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接受cabazitaxel 治疗的患者，必须要有完善的处理腹泻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应急计划。这一计划可以有所变动，但必须包括患者教育，紧急救护通道，集落刺激因子（FDA对于65岁以上患者、先前接受过广泛性的放射治疗，或其他高危人群推荐预防性使用），抗生素和其他支持性治疗措施。
Cabazitaxel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患者提供了一种新型治疗。虽然紫杉烷的使用并未带来治疗性的突破，但却延长了存活期，这给前列腺癌患者带来了希望。前列腺癌疫苗sipuleucel-T已被批准使用，虽然只获得了中度收益，但证实了前列腺癌免疫治疗的有效性[10]。进入Ⅲ期试验的治疗策略，包括对雄激素受体信号更强有力的抑制，骨转移中新型信号通路的调节（这会影响到90%以上的晚期前列腺患者），以及加强抗肿瘤免疫[11–14]，这些方法的效用也许不仅仅是使前列腺癌患者的存活期稍有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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