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在乡下是最热闹的，县城也是，因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县城不会禁止放鞭炮，所以时不时的从街道的某处发出一阵钝响，接着便闻到浓浓的硝烟味道，这也许是在家乡过春节最切身的体会。官员和黑社会们弹冠相庆，他们带着礼物、钱财和诺言相互拜访，罗织关系巩固保护，捞更多的好处，以及仕途升迁等等。笼罩在春节气氛中的小城张灯结彩，火树银花，一片和谐。
谁知大年初的头几天就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而且很不和谐，和死有关。人民医院发生了医闹，原因是病人在病情急转时找不到医生，耽误了抢救的机会，失去了生命。连续好几天，家属们情绪很激动，一度控制了挂号室和发药房，还把玻璃门的一边砸碎了；大厅里满地是瓷碎片，这是他们打烂的瓷器，这些瓷器是别的机关单位送的贺品，每一樽都约有一米高，上面用红漆写了贺辞与机关的名称，如公安局，县政府等。住院楼也乱糟糟的，走廊里靠墙摆着一排长长的病床，床上躺着病人；据说护士不敢给病人打吊针，病人拿了药不得不要转到别的医院去注射。
死者是四十几岁的男人，在初二那天出了车祸，送到人民医院抢救之后，医生说已脱离了生命危险。据知情者介绍，病人脱离危险之后，因为氧气管插到了胃部的深处引起了呕吐，出血，而医生此时却不在现场。家属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无助地挣扎，直至断气；愤怒于是像开闸的洪水一样爆发出来。和院方几经交涉，未果，事态旋即升级，除了打砸之外，他们还在住院楼的一楼大厅外设置了一个灵堂，玻璃门外侧搁着两把花圈，花圈前面几步外的地方放着一个香炉，里面插了几柱香和两支闪耀着火苗的灵烛，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爆竹屑。
但现场终究是很平静，灵烛静静地燃烧着，时而忽闪一下，以脆弱的姿态抵抗着冷风的吹袭；花圈很小，看上去不像花圈，倒像两把撑开的油纸伞。一位皮肤黝黑，头发凌乱，衣着脏旧的农妇坐在台阶边的水泥垛上哭，哭声很低很嘶哑，没有人围观，没有人倾听她的哭诉和痛苦，她旁边站着一个六七岁的女孩子，大概是死者的女儿，她面部的表情显得很天真，因为她还不是十分地懂得这一切，慢慢地会给她带来无尽痛苦的这一切。远处有十几个警察，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表情木然地注视着每一个行人。
在情感日渐稀薄的世界里，人在失去至亲之后，其存在更像浮萍一样缥渺。谁都知道，爸爸在女儿心目中的意义如同孩子赖以成长和存在的基石，即便此时的爸爸是一具冰冷的尸体，其意义仍然是这样；这个在母亲身边玩耍的天真小女孩，理所当然地认为她的爸爸还在，因为她根本不知道死亡的残酷性，以及现实的残酷性。她生活在梦幻当中，而她此时的梦幻正如刚刚绽放了一点点的花骨朵；它任我的绽放，拒绝一切不合理，拒绝一切残酷。
1998年也有一场车祸请愿事件，结果是越请愿，人命就越不值钱。死者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在中午上班途中被摩托车撞倒，抬到了人民医院的大门口，弃置不顾，没过多久便死掉了。肇事者是当地的小混混，黑社会性质的成员之一，把伤者抬到医院门口就逃走了。医院也没有本着“先把人救活”的神圣职责对这位不幸的女人采取救助措施，他们认为他们并非无责任心，但责任心再强他们也管不了黑社会打打杀杀的事情，何况黑社会有保护伞，保护伞应该负起这个责来。肇事者逃逸，交警推诿，公安局无所作为，家属只有一条路可以申冤：请愿。请愿的地点选择在县委会门前，而请愿的家属只有两个半人，一位是至少有80岁的老妪，坐在地上哭，胸前挂着“捉拿凶手”的牌子；一位是个又黑又瘦的男子，坐在地上沉默，挂着“国法何在”的牌子；还有半个是一位一岁多点的小孩，小孩子在这位男子的怀里欢蹦乱跳，身上也挂了一块牌子：还我妈妈。在1998年这样的请愿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最后家属只获赔了2500元，交警大队也捞了2500元，肇事者除了赔这5000元之外，没有受到任何其他惩罚。
但是时间到了2010年的今天，肇事者如果想一走了之，可能不那么容易，而且肇事逃逸将受到更大的惩罚。这是个了不起的进步，但这个进步是用无数无辜者的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正是这些无辜者才使我们今天的生命价钱能得到相应的提升。他们是法制战争的牺牲者，是无名英雄。
这些年，人民为法制而战的决心和势头逐年上升，但要取得胜利还有不少阻力，其中最大的阻力是黑社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黑社会打打杀杀在大街上是常有的事，不过都是图一时痛快的武力火拼，至于老百姓，他们可以躲避，或者通过忍受来化解灾难；现在的黑社会完全不同于过去，行黑的方式也今非昔比，他们通过欺行霸市获取金钱利益，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了影响民生的各行各业。在县城，黑社会拉拢县级官员买断公路营运权，买断出租车营运权，买断河流使用权，买断大型森林的采伐权，买断矿山，买断拆迁权，买断兴办幼儿教育权，参预政策的执行与落实等等，中央出台的每一项惠农政策，黑社会和官员首先分享怠尽。黑社会不光是遍布在县城，他们更有分布于各乡镇的爪牙，这些爪牙在乡镇市场上专横跋扈，作威作祸，各行各业的霸王如沙霸、煤霸、肉霸、水霸等应“利”而生，只要有暴利的生意和政府项目，黑社会就出手垄断和承包，绝不让百姓涉足，他们有纠察队，有解释权，有执行权。前年底，出了一桩这样的事，几位村民到邻县的乡上合买了一只猪腿回家腌腊肉，结果猪腿被肉霸烧掉了，浇上汽油烧成了黑炭。乡政府不管，派出所也不管，任凭这几位肉霸说话，他们说：“我们这个乡所有的肉都必须出自我们的屠宰场，这个规定是为了保证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肉，而外地进来的，也就是说没有经过我们检测的猪肉，一律视为不合格，必须要绝对的、严格的禁止，一经发现，立即作焚烧处理。如果我们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不来管理这个事情，最终会影响生活安全，因为不合格的猪肉会导致猪流感暴发，出了问题，谁来负责？你负得起这个责吗？还有你，你，王八蛋！”
群众当然可以这样回答：“你们即不是公务人员，也不是执法人员，怎么可以随便说别人的东西不合格？怎么可以随便处置别人的东西？你们说别地的猪肉不合格，也要拿出证据来，难道你们能空口说别地的猪肉就没有经过检验？或者是两个地方的检验标准不一样？更何况你们不是工商人员，我们怎么能任由你们来摆布？你们拉拢乡长承包了屠宰场，从此摆脱了监管，但从你们那里出来的猪肉就全是合格的吗？没有人相信！在已经被你们完全垄断了的市场上，病猪肉也是好猪肉，因为你们即当运动员，又当裁判。”
但乡亲们没有这样回答，个个噤若寒蝉，退身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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